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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结果年年只相似：成交量大幅下降，房价却不肯下跌。也许是时间滞后的原因，也许是其它原因，比如购房者房市利好的预期太过强烈。
2017年销售规模是否会超过2016年，再创新高？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市场没并未失去热情。
会否重现三年一周期的现象？取决于金融货币政策是否重蹈覆辙，以及政府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容忍度。
越来越多的信号显示，对于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有效性，政府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不仅在国内，在全球范围内，金融扩张也开始降速，也就并不奇怪。
房屋的三大属性是居住属性、资产品属性和公共资源属性。市场上行时，自住性、投资性、投机性需求都会出现且不易分开。但在市场下行时，房地产基本上是用来居住。
市场上行与下行的推动因素也有阶段性差别。在住房短缺时代，经济增长、城市化、居民收入增长等因素推动下，满足居住需求是首要驱动力，中国1998年住房改革到2007年大体处于这一阶段。
自2009年金融救市开始，房地产的资产品属性增强，居民借助房贷加杠杆，首次购房和改善性需求加快释放，房价的快速上升又进一步激发了居民资产升值保值的需求，房屋也就从仅满足基本居住或改善居住，向财富积累转变，2016年应当是房屋资产品属性“登峰造极”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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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16年中国房地产遭遇强调控以后，房价的决定逻辑将发生两个转变：
首先，资产品价格上涨的环境逐步弱化。
在房地产政策层面，政府的重心由保增长转向防风险。
政府已然认识到，宽松货币政策的功效，只能是在重点城市推高存量房价，并没有带来房地产投资的显著增加，债务风险大于投资收益，继续宽松只会让居民杠杆风险加大。因此，降低居民杠杆，减少房贷额度变成本轮调控的关键之举。
在金融市场层面，由于居民房贷受限，可以预见货币供应量M2增速会出现一定回落。再加上金融机构在同业存单、银行理财产品、非标产品等方面的整治，金融系统资金不会如过去那样宽裕，对房地产的助推力也就趋弱了。
需要强调的是，房屋资产品的环境弱化，并不意味房屋资产品属性弱化。在所有的资产品里，房屋仍然是最好的产品，这与土地的垄断属性息息相关。未来，一旦货币政策重归宽松，房地产市场又将迎来一轮高涨。
其次，公共资源属性更为增强
房屋是进入城市并获得城市公共资源的“门票”。城市的就业机会越多、预期收入越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越好，越能吸引人口流入。而城市的进入难度越大，门槛越高，也会进一步激励房价。
我们看到，一线城市疏解的对象一般是无房无户口的“低端”人口，二线城市通过购房补贴、落户等优惠政策抢夺优秀人才。甚至关于“购租同权”的争议本身，都指向一个问题，能否在城市享受公共服务与是否拥有房屋所有权紧密联系。
虽然这种公共资源权利分配的公平性充满争议，但只要中国城市之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存在差距，并且政策仍在进行排外性限制，一线城市房屋的公共资源属性就不会削弱，只会增强，其价格就不可能出现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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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疏解人口并非中国独有，日本东京也曾进行过人口产业的疏解，美国一些大城市也有过地方排外的历史。
1926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一起案例做出裁决，认可地方政府区域规划的宪法权利。至此，城市规划和区划委员会可以任意实施排他性的区域限制。理由是“低密度使用土地有利于保护公共用地、农田和森林”、“保护小镇特色、维持空地和低密度人口状况”以及“保护环境”等。
实际上，这些排外政策的真实动机是老市民对新入住者对房价的影响感到不满，以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或文化背景为标准，将低收入者排斥在社区之外。这些措施最终限制了新住宅的开发数量，保护了区域内房主的土地和房产价值。
在中国大城市同样存在“上车效应”——先上车的人总不希望更多的人来挤占空间、分摊资源。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只会让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资源越来越紧张。因此，疏解外来人口也就容易理解，其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的人越来越有钱，新房供给越来越少，外地人想进入城市的第一关：买房将会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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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的封闭会带来什么结果？
从短期看，北京（楼盘）、上海（楼盘）超级大城市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换取城市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是可以被容忍的，何况雾霾、交通拥堵、缺水等问题也一直在对决策者施加压力。但从长期看，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人口和产业集聚会带来边际成本的降低）仍然会吸引人口流入。因此，房价不会出现下跌。
房价的门槛和政策的阻拦，会让外来人口向大城市郊区和周边城市集聚，从而推动城市圈的发展。
目前中国形成的环北京、环上海和环广深城市圈就是这样的例子。但这三大城市圈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程度明显不同，环京城市圈影响范围仅北京周边的几个县级城市，只是房地产需求的外溢，产业和公共资源的配置与北京相差甚远，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撑力度明显不足，房价的波动性也就会比较大。
租赁能改变学区房价格吗？
普通的入学、就医这些基本社会权利和保障的分配失衡。好的学校即便买房都难以上，通过租房就更不可能，否则租金就会涨到学区房的价格。一些城市出台的“购租同权”政策，本质上只是促进机会公平，但不能解决供给端的失衡，不可能实现结果公平。
房价作为市场的抉择机制，社会效用远胜过“递条子”、找关系等非市场化手段。过分强调结果公平（如随机派位），只会导致教育水平平均化，学校失去追求进步的动力。因此，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会因为租赁而改变，学区房的价格也就难以出现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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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线城市房屋的公共资源属性在强化，这也是如此严厉调控政策都无法撼动市场预期的原因所在。
货币大潮退去后，虽然房屋资产品属性趋于弱化，但事实上，目前不仅没有看到一线城市房价出现实质性下跌，即使从全球各国、各城市的房价历史看，房价上涨的时间都要远远超过下跌的时间，普遍易涨难跌，房价的“棘轮效应”显著。在这一效应之下，消费者易于随收入的提高增加消费，但不易于随收入降低而减少消费，其消费习惯在短期内具有不可逆性。
至少从理论上来看，除非发生经济危机和大的通货紧缩，只要经济在增长，物价在上涨，房价涨幅也大致会在（CPI，GDP+CPI）的区间浮动。
只不过在房屋资产品属性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很难重现2016年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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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房价还会上涨吗？
去年以来，南京（楼盘）、杭州（楼盘）、厦门（楼盘）、合肥（楼盘）、武汉（楼盘）等成交火热，因为这些强二线城市拥有省内最好的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是省内及区域性人口流入的目的地，也是资金流入的重点区域。
据公开数据显示，这些城市的居民杠杆率（居民贷款/GDP）远高于一线城市。在房贷扩张被抑制后，发达地区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将回归到城市的基本面。
三四线城市的热度能持续吗？
除了一线城市周边，其他三四线城市大多为人口净流出，尤其是东北和西部的一些资源依赖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衰弱，未来的房地产需求在降低。
今年以来，出现旺销的实际上大多是大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除了大城市的溢出效应，上升动力主要来自去库存政策下棚改货币化的资金推动。但棚改货币化对政府财政支出的依赖性很强，未来并不能持续推动三四线城市住房改善，更不能改变人口流动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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